上海大華行知公園的陶行知銅像 圖/視覺中國
□吳梓明
引言
今年恰逢陶行知（1891—1946）逝世80週年，也迎來我國第42個教師節，讓我們一起紀念這位“近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”，也更好地“學陶”“師陶”和“研陶”教育。
陶行知是五四運動以來極具影響力的人民教育家，他最為教師們熟知的兩句名言是“千教萬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學萬學，學做真人”和“捧著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”，他勉勵教師們要以赤誠和仁愛之心投身教育事業，亦建立了一套“愛的教育”理論，體現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的特色教育。事實上，在重溫陶行知的生平故事時，我們更可以發現陶行知具有強烈的愛國心，這促使他真正成為一位“近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。
陶行知的生平故事
陶行知自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，15歲進入崇一學堂教育。1909年，18歲的陶行知考入南京匯文書院。1910年，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併成立金陵大學堂，他隨之升入該校文學系，1914年畢業。
在崇一學堂讀書時，陶行知曾與其他同學談論出國讀書的意圖，許多同學計劃出國後就不再回國，陶行知沒有跟同學們爭論，只在學生宿舍牆壁上寫下：“我是一箇中國人，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教育。”這句話表明，他早已立下學成歸國、服務國家的志向。
其實，早在17歲時，陶行知曾一度像孫中山、魯迅和郭沫若等一樣，萌生行醫濟世、習醫救國的念頭，並以優異成績考進杭州廣濟醫學堂教育。但進入廣濟醫學堂的第三天，他便決定離開，因為他發現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入教洗禮才可實習醫科——陶行知覺得，這是對非基督徒的歧視，與他所瞭解的基督教不符。再過一年他便考入上述南京匯文書院讀書。
在金陵求學的五年裡，陶行知增長了知識、鍛鍊了才幹，其政治思想和人生價值觀也得以深化教育。求學期間，陶行知經歷了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變革。當時，許多年青學子懷抱“讀書為救國”的志向。陶行知也逐漸形成了民主共和、自由、平等和博愛的信念，他在大學畢業論文《共和精義》中，曾指出“共和”精義的根本就在“自由、平等和博愛”三大信條。其中，“博愛”（即“民胞”）是“共和”之大本，這是陶行知“共和”思想的一大特色：必須兼具“博愛”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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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畢業後，陶行知拿到一筆獎學金，計劃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（今譯作伊利諾伊大學）修讀政治學，準備學成回國服務教育。此前，他曾嘗試從醫救國；後來選擇修讀政治學，也出於同樣的報國志向。1915年夏天，他決定轉向教育，認為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改變國家的未來。那年秋天，他毅然離開美國伊利諾大學，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，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、教育家杜威（John Dewey）和教育史學家孟祿（Paul Monroe）。他也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。從學醫到修讀政治學，再到研究教育，他始終懷抱著一顆愛國心。
“教育救國”的實踐
1917年，陶行知收到時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郭秉文的邀請，回國在該校任教育學專任教員兼教務助理，後任教育專修科主任、教務主任教育。1921年，陶行知參與籌組中華教育改進社，後任該社主任幹事、總幹事，致力於推動教育改革。1923年，陶行知更與晏陽初、朱其慧等共同發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，繼續推行平民教育。此後，他又先後開展鄉村教育、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等實踐，發起“小先生運動”、倡導民主教育和創造教育。
民國初期，不少知識分子特別尊崇西方的科學與文化教育。陶行知在美國讀書時，是杜威的學生，也學會了什麼是“進步的教育”“教育即生活”“教育即成長”等先進的現代教育理念；但他不認同“全盤西化”，也並不同意將整套西方的教育哲學照搬來中國。
立足中國實際，陶行知對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了創造性轉化教育。杜威主張“教育即生活”，陶行知則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，提倡在生活裡教育、用生活來教育、為生活而教育。換句話說，即在生活中接受教育，在各種生活環境中進行教育。這樣的教育貫穿人生始終，因而也是一種終身教育。
另一方面，當杜威主張“學校即社會”的時候，陶行知卻主張“社會即學校”教育。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呢？陶行知曾以鳥籠作比喻：當我們說“學校即社會”時，就像是將一隻活潑可愛的小鳥從天空中捉下來、放在鳥籠裡；然後將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進籠裡，要它學習在籠子裡生活。籠子裡的生活並不能完全等同外邊世界的生活，它甚或可以是“弄假”和“不真實”的。“學校即社會”就是這樣。但若是說“社會即學校”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“社會即學校”是要讓孩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接受教育，這樣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。
換言之，陶行知並非照搬杜威的教育理論，而是立足中國社會實際，對其作出創造性轉化教育。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會即學校”等主張，體現了他探索教育思想中國化、尋求適合中國國情教育道路的努力。
另一方面，陶行知仍然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，他曾醉心於王陽明“知行合一”學說，亦兩度將自己的名字改寫，本來是“陶文浚”，1911年改名為“陶知行”，表明他並沒有否定中國傳統文化，且堅守王陽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學說教育。不過，他後來（1934年）又改名為“陶行知”，表明他是希望更進一步“完善”王陽明的“王學”。
陽明心學（亦稱“王學”）主張“知行合一”，受其影響，陶行知起初在教育領域主張“教學合一”，後來進一步提出“教學做合一”（即“教、學、做”是一件事，三者是結合為一的）教育。他認為，生活和教學都應從“做”開始，活一天，便“做”一天；“做”是行動、是思想、是新價值之產生；“做”是發明、是創造、是實驗、是建設、是生產，是探尋出路。
為什麼要將“陶知行”再改名為“陶行知”呢？因為他發現“教、學、做”三者中，“做”最為重要，他說：“事怎樣‘做’便怎樣學，怎樣學便怎樣教”教育。比如種田是要在田裡做的，所以必須在田裡學、在田裡教。1934年正式改名以前，他已不再停留於自己早年從陽明心學中接受的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而轉為主張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。
換言之，陶行知嘗試從新的視角重新理解知與行的關係，超越自己早年對陽明心學的理解，為中國教育尋找一條新的出路教育。他的教育主張立足中國社會和民眾的實際生活，強調從實際生活處境中思考教育的問題，這也是來自他的“愛國心”“教育救國”和“教育處境化、中國化”的新思維（包括他的中國版的“愛的教育”）。
“愛的教育”在中國
陶行知在推動“平民教育”和“生活教育”的同時，也強調“愛的教育”教育。1927年，他在南京曉莊創辦試驗鄉村師範學校，簡稱“曉莊師範”或“曉莊學校”，為中國教育探索新的道路。
曉莊學校的一個重要教育理念是“愛的教育”教育。陶行知在《曉莊三歲敬告同志書》中說：“曉莊是從愛裡產生出來的。沒有愛便沒有曉莊。”在他看來，曉莊愛人類，所以他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；因為他愛中華民族，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不幸的農民。這種愛從農民出發，從最多數最不幸的人出發，他的目光，沒有一刻不注意到中華民族和人類的全體。
“曉莊是從這樣的愛心裡出來的……愛之所在即曉莊之所在教育。”曉莊的教育理念，集中體現在“捧著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”這句話中。
從中國傳統教育文化的角度來看，“愛的教育”就是一種新的文化思維教育。事實上，陶行知在中國所主張的生活教育、鄉村教育、平民教育，都是從“愛的教育”延伸出來的，也是一種大同世界的教育思維，因為他的教育理想就是“愛滿天下”。
就中國傳統教育而言，陶行知“愛的教育”的主張，是一種新的道德教育探索，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教育。他所主張的“愛的教育”和“愛滿天下”的教育理念，已經是中國版的“愛的教育”，是他特別為中國人民而設計的，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，體現了他“教育救國”和探索教育中國化的努力。
“愛滿天下”是他的教育理想，而以教育服務中國人民，正是他愛國心的具體體現教育。
（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、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研究員、上海大學文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客座教授、廣州市新時代民族宗教領域研究智庫專家成員教育，現任廣東省江門市中加柏仁學校學術顧問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