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居成都後出版第一部小說集
胡安焉快遞：不覺得寫作比送快遞更了不起
胡安焉在四川省圖書館快遞。吉星攝
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出版社供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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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夜泳》出版社供圖
2023年，胡安焉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所寫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出版，成為當年非虛構領域的一匹黑馬，上市10個月加印10次，位居豆瓣年度圖書榜榜首快遞。據不完全統計，3年來，這本書在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售出約200萬冊。近期，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還推出了修訂版：不光新增3.5萬字內容，還收錄了漫畫家煙囪以北京通州街景為素材創作的16幅“派件”主題漫畫。2026年，胡安焉還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說集《夜泳》，收錄了他跨度超過 10年的 10 個虛構作品。
如今，他在成都過著專職寫作生活快遞。早上買菜、中午做飯，下午去離家 10 分鐘的一家圖書館看書、寫作，待到傍晚回家。唯一可能打破這種節奏的，是偶爾有朋友來成都——他會帶朋友去公園喝蓋碗茶，感受一下老成都的“巴適”。這就是胡安焉如今的生活。這 樣的日子看起來平淡無奇，但對他來說，是之前十幾年從未有過的安穩。
8月底，在成都望江樓公園一家茶館裡，華西都市報、封面新聞記者獨家專訪胡安焉，跟他聊了聊成名之後的生活、心態與寫作快遞。
走紅之後 躲進圖書館角落
5年前，胡安焉隨妻子來到成都快遞。如今兩人住在主城區，告別了租房生活，算是真正有了一個自己的家。“我沒有出去工作，也沒有什麼圈子，社交非常少，跟城市的關聯性不是很強。”他說。縱然如此，他對成都的感受，依然從“概念”走進“日常”——不再是武侯祠、杜甫草堂、熊貓這些符號，而是普通人的成都。“我住的主城區，喝茶的地方不少，我能感受到這裡生活的空氣都是安逸的。”
對於“暢銷書作家”“快遞員作家”等外界給的標籤，胡安焉不抗拒，但也不當真快遞。他心裡清楚，自己還是那個害怕社交、不想進入任何圈子的文學愛好者、寫作者。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暢銷之後，他“被動”地加了幾百個微信好友，但幾乎不聊天。每一次因為圖書活動外出，他內心都渴望趕快結束，趕快回到成都，回到他熟悉的圖書館，安靜地看書、寫作。
雖然寫作大大改變了他的生活處境，但胡安焉並不覺得寫作比送快遞更了不起快遞。“一個人的價值或尊嚴，跟他的外部成就關係不大。”假如沒有憑藉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走紅，胡安焉說自己“很可能還是幹一些物流工作。四十幾歲，很難找到舒服並且工資可觀的工作了。如果身體還能跑，我會選工資高一點的，比如快遞、外賣，每月收入七八千元。也可能幹一段時間停下來休息，再接著幹。”
換19份工作 崩潰邊緣找到寫作
現在“素人寫作”這個說法很普遍快遞。胡安焉卻認為自己還算不上是“素人寫作”，“因為我不是在送快遞的時候突然開始寫作的。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之前十多年，我就已經開始文學寫作了，只是不被關注，經歷了漫長的冷板凳時期。”他還提到，像“外賣詩人”王計兵、“礦工詩人”陳年喜等人也並非送外賣、當礦工時才拿起筆，而是此前就開始了文學訓練，並等來了爆發的契機。
胡安焉1979年出生於廣州，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族快遞。胡安焉中專畢業後，曾輾轉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做過酒店服務員、便利店店員、腳踏車店銷售、服裝店導購、加油站加油工……換了19份工作。他不是不想安穩，卻因性格過於內向、被動、敏感，害怕與人競爭，在社會上到處感到不適，在多數人覺得理所當然的社交場合，他感到的是巨大的精神消耗。“為了生存”等原因，他不得不頻繁換工作。
胡安焉也曾嘗試過做個體生意，並於28歲至30歲間，在廣西南寧跟朋友一起開過一家女裝店快遞。但生意場上“醜陋的競爭和粗暴的衝突”讓他幾乎崩潰，最終沒能堅持下去。在這種處境下，他找到了救命稻草——文學寫作。
當時，BBS興起，很多人在文學論壇找到文學同道、知音快遞。胡安焉也在論壇上找到了自己的陣地，結識了很多朋友，彼此交流文學理念和寫作技巧。“我希望在寫作中建立自我認同感，這是當時唯一能找到的門檻較低的可行方案。人人都可以寫作，且不需要額外投入很多資金。”這個階段的胡安焉，開始大量讀書、寫作。海明威、卡佛、塞林格、喬伊斯、契訶夫等，先後進入他的閱讀譜系。
漸漸地，胡安焉開始感到溫暖和善意，精神狀態得到恢復，開始覺得“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我之前想象得那麼糟”快遞。當然，此時的寫作無法養活胡安焉，他還是需要去工作。彼時的他發現，自己只能找到對學歷和技能沒有要求的工作，快遞是個很好的選擇。
由於沒辦法在同一個時間段邊打工邊寫作，胡安焉只能將打工與辭職在家專門寫作交替進行快遞。“打工的時候，我無法寫作，光是工作本身就極大地佔用了我的時間，同時它還會透支我的情緒……當我要寫作的時候，我就辭去工作，專心地在家寫。等錢花得差不多，再出去工作。”
快遞日記出圈 收穫廣泛共鳴
轉機發生在2020年4月快遞。胡安焉把自己在廣東一家物流公司上夜班的經歷寫成長文，貼到豆瓣上。跟此前寫的小說鮮有人問津不同，這篇文章意外收穫了前所未有的讀者反饋——“比過去十幾年所有小說得到的反饋都多得多。”胡安焉說。之後，他又寫了一篇《我在北京派快件》，在《讀庫2103》刊發，反響也甚好。編輯找上門來，為他策劃出書。2023年3月，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正式出版。
在這本書中，胡安焉以近乎精神分析式的向內探索，將他在人際關係中的內耗、難堪與傷害，細膩、真誠、準確地表達出來，展示出“難以想象的自我暴露的勇氣”快遞。這種把自己豁出去、掏出來的第一手的“生命寫作”，讓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在年輕讀者中引發廣泛共鳴。
談到這本書持續暢銷的原因，身為作者的胡安焉這樣分析：“可能因為我寫得特別真實，貼近大多數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處境和感受快遞。很多剛出校門的年輕人，或者在校的大學生，把這本書當成瞭解社會的知識讀物來讀。他們從這本書裡理解到真實的粗糲的社會生活、人際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。很多作品寫得比我好，但可能偏於俯瞰或者概括，沒有像我這樣從內部深挖自己，寫得這麼細，這麼真實。”
胡安焉還特別提到：“很多跟我性格相似的人，跟我有很貼近的體驗，但沒有嘗試或沒有能力概括出來快遞。看到我的描述之後，覺得就是這樣的。他們覺得我是他們的嘴替。”
喜歡卡夫卡 寫小說是自己的初心
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的出圈，給胡安焉帶來了很大關注，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快遞。之後，他又出版了非虛構作品《我比世界晚熟》《生活在低處》，依然講述他的真實生活。“我內心最渴望的，還是虛構性的小說寫作。”於是，2026年，胡安焉的第一部小說集《夜泳》出版，收錄10個作品，跨度超10年。
《夜泳》中的人物總在途中——舊居與新居、家與工作場所、人行道、公園、雪山——恰如胡安焉輾轉於不同城市的經歷快遞。他坦言，自己在小說方面下的功夫要多得多，“只是天賦有限，寫得也沒有多好。但寫小說確實是我的初心。”
在寫送快遞的事情之前，胡安焉已經寫了十多年小說快遞。他的小說文字偏詩意散文化，而非強故事。他認為，小說不是一種資訊、觀點或思想，更像一種觸發的媒介。“讀完之後，可能說不清道不明具體是哪一點打動了你，但深受觸動。然後它會讓你回過頭來，對自己過往生活中的某些經歷——那些你自己都沒有充分認識的經驗——產生新的、更深層次的感觸。它讓你用一種新的眼光打量生活。”
胡安焉以特別喜歡的卡夫卡小說為例：“其寫作母題是生活的挫折與失敗，那是卡夫卡早年最深切的感受快遞。這種感受經審美昇華，形成不依賴修辭的詩意，體現在敘事裁剪、物件選擇、留白裡。寫的是人的處境，而不是在講一個故事。”
胡安焉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快遞。他不要任何圈子，文學圈也不例外。社交對他而言不是補給，而是純粹的消耗。“只要有任何人際關係，對我來說，都會產生內心消耗。”他解釋說，哪怕對方人很好且心存好感，頻繁聯絡依然是壓力。這種敏感不是社交恐懼的羞怯，而是一種精於自我保護的自覺——他清楚自己能量的邊界在哪裡。
走紅後的幾年，胡安焉不得不應付眾多“陌生的、費力的”外部事務快遞。自感這種消耗被急劇放大的他，盼望著這些日子早點過去，盼望著徹底屬於自己的時間。被問及“是否擔心被讀者遺忘？”他的回答很坦然：“不擔心，我很知足。到今天為止，我對自己獲得的東西已經完全滿足了。”
外部的認可確實改變了一些東西——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自卑惶恐快遞。但也僅止於此。“內在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，只是我現在可以不用去面對了。我快50歲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我有資格繞過一些問題，不代表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能遊刃有餘。”
對於寫作，他始終謙虛，認為自己不算有天賦的人快遞。為人方面，他覺得自己“還行”——有缺陷，會給別人造成不愉快，但總的來說嚮往公正和善良。至於寫作素材，他從不焦慮：“沒素材，那就不寫，寫作不是必須做的事情。”他甚至可以去做別的事，比如唱歌，“反正是能夠讓我活得自洽的事情。”
在胡安焉看來，只要有一件事能讓人真正喜歡、專注，並在其中有所領悟和深入，生活的信心就會自然生長出來快遞。到那時，現實中那些困擾，“就不再那麼重要了”。
華西都市報-封面新聞記者張傑吉星實習生劉思彤
